人民调解作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第一道法律防线，在当代纠纷解决机制的探索与应用中备受国际关注，被誉为“东方经验”。然而，当代中国大学生对人民调解比较陌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也较少挖掘其教育资源、借鉴其工作方法。本文将深入挖掘调解文化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并对其开发意义进行研究，以充分发挥其教育功能。 一、在调解文化视域下开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必要性 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是思想政治教育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它是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能够被教育者开发利用的、有利于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各种要素的总和[1]。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作为一种资源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提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调解文化不仅反映了以“礼之用，和为贵”的中国传统和合文化，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时期群众工作的艺术。不论是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教学资源的挖掘，还是大学生日常思想工作的经验借鉴，调解文化都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亟待开发的一座“巨型矿山”。目前，在全面深化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面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要求，其开发的必要性日渐凸显，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内在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提倡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性，注重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开发其当代价值，在培养大学生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同时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同时，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更倾向于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相统一，在个人思想道德素质提高的基础上追求全体社会成员的“幸福生活”[2]，这和人民调解的工作目标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因此，通过调解文化中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研究，既有助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性，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又有助于实现人民调解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共同目标。 （二）应对当代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客观要求 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国际国内形势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多元文化交流频繁，各种社会思潮暗流涌动，东西方价值观的冲突不可避免地对人们尤其是对大学生的处事态度、价值取向等方面产生影响。通过开发人民调解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可以更好地传承和保护中国调解文化，丰富新时代中国精神的内涵，培养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有集体观念和大局意识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调解文化蕴含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从资源的属性上看，调解文化源远流长，经久不衰，蕴含了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精神资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精神资源，是相对于财物资源、时间资源等物质资源而言的，是能够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开发利用的个人、群体、社会的价值意识和心理素质等因素的总和，是一种无形的、可共享和可再生的资源，具有能动性[1]。 （一）中国传统调解文化中的民族精神资源 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经历了五千年的历史沉淀，在各族人民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共同的价值取向、道德素养、气质品格等，成为各族人民团结统一、和谐共处的精神纽带。作为中国灿烂文明的组成部分，中国传统调解在远古部落联盟时期就已开始萌芽。西周出现“掌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的“调人”，调解开始有了具体的历史记载。春秋时期孔子的“无讼”思想及后继思想家崇尚息事宁人的“和合”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调解文化的思想基础。这一思想在民间调解、官批民调、官府调解等多种调解形式的不断实践和发展中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民族精神资源。 1．中国传统调解文化表达了中华民族对理想社会的向往 儒、道、墨、法等古代的主要思想流派，作为中国传统调解文化的思想根基，虽然在“治国平天下”的理论方略上异彩纷呈，但对最终的社会理想却是传承互补的，即“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们“讲信修睦”“兼爱非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都能够和谐相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都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 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大同社会”在追求文明、和谐、自由、平等的理想社会模式、追求高尚的道德品质等方面，和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有很多契合之处，如孙中山所说：“井田之制，即均产主义之滥觞；而累世同居，又共产主义之嚆矢。”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可以借助中国传统调解文化所表达的对“大同社会”的向往，来解释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原因[3]，进而介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是如何把大同理想同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结合起来，开启寻求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之路的。此外，当代中华民族对理想社会的向往集中反映在“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上，这是对中国传统调解文化的继承和延伸，是中华民族古往今来的价值诉求，是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素材。 2．中国传统调解文化传递了中华民族“教化为先”的理念 “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化，教行也”“教行于上，则化行于下”。在中国传统调解文化中，教化一般是指“上”者通过权威、模范性的行为，将自己的价值理念施于“下”者， 并通过这些行为使其内在的伦理道德观念产生影响，转换为“上”者所期望的道德品质[4]。从内容上看，教化“扇之以淳风，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日迁于善”（《北史·苏结传》），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从形式上看，从君主的“圣谕”到乡规民约，从教民榜文到功德牌坊，从戏曲、小说到石刻、年画，教化不是单纯的知识传授，而是一种面向全体社会成员的潜移默化地道德浸润和感化，并通过最通俗的方式传播和普及。教化不仅能够提高百姓素质，化解民间纠纷，还间接地维护着社会和政权的稳定，因此在古代受到了广泛的推崇，“教化为先”成为一项重要的治国原则从先秦时期一直延续了下来。 “教化为先”的理念虽然体现了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需求，但在历朝历代思想家的革新与推广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认同与积极践行中得到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并深刻地影响着当时社会的进步。抛开阶级局限，教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在价值导向、工作方法、运行机制等方面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值得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批判性地吸收。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调解文化所表达的“大同社会”理想和“教化为先”理念，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弘扬和平思想、抒发家国情怀、传播道德观念、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媒介。 （二）人民调解形成与发展时期的红色精神资源 1．革命战争时期的人民调解及其精神资源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开始在浙江萧山、广东海丰等地探索基层政权组织的建设。1926年，通过在农会中设立“仲裁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开始建立自己的调解制度，人民调解初具雏形。1931年《苏维埃地方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颁布，人民调解进入制度化和法律化的发展道路，并在各边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实践中逐渐完善和确立了组织形式、范围以及基本原则。1954年，《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颁布，人民调解制度获得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并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统一和确立。 在革命战争时期诞生的人民调解制度是在中国共产党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传统调解制度的传承与革新，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现了人民调解的转型且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了全面推广和支持。至此，人民调解已从根本上区别于过去的传统调解，成为人民群众自治的新型调解。在党和人民的不断实践和改造下，一个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古代司法制度演变为注重人民群众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化解纠纷的新制度。人们在调解和接受调解的过程中，逐渐摒弃了封建礼教的束缚，解决方式变得更加合法合理。 2．改革开放时期的人民调解及其精神资源 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开发的角度看，人民调解制度的曲折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一个真实写照，体现了事物发展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型案例。通过了解人民调解的发展，可以窥探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变迁，了解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处理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等方面所展现出来的工作艺术，了解群众路线的意义，体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定对党作为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信心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 （三）人民调解现代法制化道路上的时代精神资源 人民调解虽然经历波折，但人们对这种扎根于人民群众的纠纷解决机制的探索从未停止，尤其是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下，人民调解再次迎来勃勃生机。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确立“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工作原则；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正式实施，人民调解制度实现了里程碑式的跨越，正式步入现代法制化轨道。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全国各地掀起了对人民调解的探索与创新的高潮，枫桥经验、广安模式、山西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上海人民调解李琴工作室等典型经验层出不穷，彰显了人民调解继往开来、锐意创新、开放包容、和谐共荣的时代精神。如今，人民调解进入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形成了网络化、行业化、专业化、社会化的人民调解新模式，在保障人民调解群众性、民主性、自治性的同时，对组织形式、运行程序、适用领域等进行了全面改革和科学完善。 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而言，人民调解在现代法制化道路上的发展，蕴含了大量的时代精神资源，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人民调解是经过历史和实践检验，适用于当代法治社会的一项法律制度，体现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既需要辩证地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更需要立足于我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其次，人民调解是民族精神的当代体现，它吸纳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甚至国外优秀的调解经验，展现着中华民族的品格和气质，直面当前国内外各种思潮和理论互相激荡的复杂局面，具有很强的包容性。 三、结语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时代化的理论指南，赋予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新的历史使命。调解文化从纵向上看蕴含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发展的道德思想精髓和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成就，以史为镜，有助于从发展规律的角度去发现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特点，把握新趋势，展现历史大国的精神和智慧。从横向上看，调解文化深深扎根基层，在各行各业全面开花，有着取之不尽、真实生动的教学素材，有助于将单一的理论灌输变为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的教育和感化，让政治理论和道德修养真正入心、入脑、入行。在调解文化视域下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研究，对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作用正日益凸显。 [1] 陈华洲.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论[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7. [2] 闫艳,王秀阁.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目的观[J].求实,2011,(1):67-70. [3] 任培秦.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175-181. [4] 宋新雅.圣人之教——先秦儒家道德教化范式及其现代价值[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6. 人民调解作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第一道法律防线，在当代纠纷解决机制的探索与应用中备受国际关注，被誉为“东方经验”。然而，当代中国大学生对人民调解比较陌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也较少挖掘其教育资源、借鉴其工作方法。本文将深入挖掘调解文化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并对其开发意义进行研究，以充分发挥其教育功能。一、在调解文化视域下开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必要性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是思想政治教育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它是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能够被教育者开发利用的、有利于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各种要素的总和[1]。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作为一种资源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提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调解文化不仅反映了以“礼之用，和为贵”的中国传统和合文化，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时期群众工作的艺术。不论是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教学资源的挖掘，还是大学生日常思想工作的经验借鉴，调解文化都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亟待开发的一座“巨型矿山”。目前，在全面深化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面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要求，其开发的必要性日渐凸显，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内在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提倡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性，注重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开发其当代价值，在培养大学生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同时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同时，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更倾向于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相统一，在个人思想道德素质提高的基础上追求全体社会成员的“幸福生活”[2]，这和人民调解的工作目标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因此，通过调解文化中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研究，既有助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性，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又有助于实现人民调解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共同目标。（二）应对当代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客观要求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国际国内形势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多元文化交流频繁，各种社会思潮暗流涌动，东西方价值观的冲突不可避免地对人们尤其是对大学生的处事态度、价值取向等方面产生影响。通过开发人民调解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可以更好地传承和保护中国调解文化，丰富新时代中国精神的内涵，培养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有集体观念和大局意识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二、调解文化蕴含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从资源的属性上看，调解文化源远流长，经久不衰，蕴含了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精神资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精神资源，是相对于财物资源、时间资源等物质资源而言的，是能够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开发利用的个人、群体、社会的价值意识和心理素质等因素的总和，是一种无形的、可共享和可再生的资源，具有能动性[1]。（一）中国传统调解文化中的民族精神资源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经历了五千年的历史沉淀，在各族人民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共同的价值取向、道德素养、气质品格等，成为各族人民团结统一、和谐共处的精神纽带。作为中国灿烂文明的组成部分，中国传统调解在远古部落联盟时期就已开始萌芽。西周出现“掌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的“调人”，调解开始有了具体的历史记载。春秋时期孔子的“无讼”思想及后继思想家崇尚息事宁人的“和合”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调解文化的思想基础。这一思想在民间调解、官批民调、官府调解等多种调解形式的不断实践和发展中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民族精神资源。1．中国传统调解文化表达了中华民族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儒、道、墨、法等古代的主要思想流派，作为中国传统调解文化的思想根基，虽然在“治国平天下”的理论方略上异彩纷呈，但对最终的社会理想却是传承互补的，即“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们“讲信修睦”“兼爱非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都能够和谐相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都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大同社会”在追求文明、和谐、自由、平等的理想社会模式、追求高尚的道德品质等方面，和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有很多契合之处，如孙中山所说：“井田之制，即均产主义之滥觞；而累世同居，又共产主义之嚆矢。”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可以借助中国传统调解文化所表达的对“大同社会”的向往，来解释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原因[3]，进而介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是如何把大同理想同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结合起来，开启寻求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之路的。此外，当代中华民族对理想社会的向往集中反映在“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上，这是对中国传统调解文化的继承和延伸，是中华民族古往今来的价值诉求，是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素材。2．中国传统调解文化传递了中华民族“教化为先”的理念“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化，教行也”“教行于上，则化行于下”。在中国传统调解文化中，教化一般是指“上”者通过权威、模范性的行为，将自己的价值理念施于“下”者， 并通过这些行为使其内在的伦理道德观念产生影响，转换为“上”者所期望的道德品质[4]。从内容上看，教化“扇之以淳风，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日迁于善”（《北史·苏结传》），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从形式上看，从君主的“圣谕”到乡规民约，从教民榜文到功德牌坊，从戏曲、小说到石刻、年画，教化不是单纯的知识传授，而是一种面向全体社会成员的潜移默化地道德浸润和感化，并通过最通俗的方式传播和普及。教化不仅能够提高百姓素质，化解民间纠纷，还间接地维护着社会和政权的稳定，因此在古代受到了广泛的推崇，“教化为先”成为一项重要的治国原则从先秦时期一直延续了下来。“教化为先”的理念虽然体现了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需求，但在历朝历代思想家的革新与推广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认同与积极践行中得到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并深刻地影响着当时社会的进步。抛开阶级局限，教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在价值导向、工作方法、运行机制等方面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值得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批判性地吸收。综上所述，中国传统调解文化所表达的“大同社会”理想和“教化为先”理念，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弘扬和平思想、抒发家国情怀、传播道德观念、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媒介。（二）人民调解形成与发展时期的红色精神资源1．革命战争时期的人民调解及其精神资源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开始在浙江萧山、广东海丰等地探索基层政权组织的建设。1926年，通过在农会中设立“仲裁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开始建立自己的调解制度，人民调解初具雏形。1931年《苏维埃地方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颁布，人民调解进入制度化和法律化的发展道路，并在各边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实践中逐渐完善和确立了组织形式、范围以及基本原则。1954年，《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颁布，人民调解制度获得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并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统一和确立。在革命战争时期诞生的人民调解制度是在中国共产党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传统调解制度的传承与革新，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现了人民调解的转型且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了全面推广和支持。至此，人民调解已从根本上区别于过去的传统调解，成为人民群众自治的新型调解。在党和人民的不断实践和改造下，一个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古代司法制度演变为注重人民群众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化解纠纷的新制度。人们在调解和接受调解的过程中，逐渐摒弃了封建礼教的束缚，解决方式变得更加合法合理。2．改革开放时期的人民调解及其精神资源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开发的角度看，人民调解制度的曲折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一个真实写照，体现了事物发展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型案例。通过了解人民调解的发展，可以窥探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变迁，了解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处理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等方面所展现出来的工作艺术，了解群众路线的意义，体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定对党作为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信心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三）人民调解现代法制化道路上的时代精神资源人民调解虽然经历波折，但人们对这种扎根于人民群众的纠纷解决机制的探索从未停止，尤其是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下，人民调解再次迎来勃勃生机。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确立“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工作原则；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正式实施，人民调解制度实现了里程碑式的跨越，正式步入现代法制化轨道。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全国各地掀起了对人民调解的探索与创新的高潮，枫桥经验、广安模式、山西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上海人民调解李琴工作室等典型经验层出不穷，彰显了人民调解继往开来、锐意创新、开放包容、和谐共荣的时代精神。如今，人民调解进入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形成了网络化、行业化、专业化、社会化的人民调解新模式，在保障人民调解群众性、民主性、自治性的同时，对组织形式、运行程序、适用领域等进行了全面改革和科学完善。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而言，人民调解在现代法制化道路上的发展，蕴含了大量的时代精神资源，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人民调解是经过历史和实践检验，适用于当代法治社会的一项法律制度，体现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既需要辩证地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更需要立足于我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其次，人民调解是民族精神的当代体现，它吸纳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甚至国外优秀的调解经验，展现着中华民族的品格和气质，直面当前国内外各种思潮和理论互相激荡的复杂局面，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三、结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时代化的理论指南，赋予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新的历史使命。调解文化从纵向上看蕴含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发展的道德思想精髓和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成就，以史为镜，有助于从发展规律的角度去发现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特点，把握新趋势，展现历史大国的精神和智慧。从横向上看，调解文化深深扎根基层，在各行各业全面开花，有着取之不尽、真实生动的教学素材，有助于将单一的理论灌输变为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的教育和感化，让政治理论和道德修养真正入心、入脑、入行。在调解文化视域下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研究，对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作用正日益凸显。参考文献[1] 陈华洲.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论[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7.[2] 闫艳,王秀阁.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目的观[J].求实,2011,(1):67-70.[3] 任培秦.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175-181.[4] 宋新雅.圣人之教——先秦儒家道德教化范式及其现代价值[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6.

文章来源：人民调解 网址: http://rmdj.400nongye.com/lunwen/itemid-500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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